此文之缘起在于两件事，一是“五四”一百周年即将到来，二是今天北大依旧没有孔子像。谨以此二事为由头，以抒杂感。本文所谈之五四，更主要的是指广义上的五四。
一、“京师大学堂”、“五四”之历史价值
今天，各种思想泛滥，对以往历史的判断也和从前有些差别。在思想开放——而非解放的背景之下，有一些人重新评价历史，尤其是重新评价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五四”即在评论范围之内。五四的价值在某些人那里遭到了否定。
我想说的是，否定“五四”运动的人，没有真正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事件，进而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述。对五四运动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大程度上对当下也没有历史的去看待，“历史”与“现代”的界限与联系在他们那里是模糊的。
首先，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的规约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要做的是回到历史当中，按照历史的脉络本身去理解历史，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看待历史与当下。马克思对德国历史以及资本主义历史的分析，正是回到历史的脉络当中，看德国、资本主义是如何发生与演进的。马克思的分析过程不是简单的套用公式得到的。另一方面，此种“历史唯物主义”亦非马克思之专利，真正伟大的历史家往往都是不自觉的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历史。譬如钱穆先生。举一例以言之，钱穆先生在《经学大要》中分析汉武帝“表彰六经”，不是按照近人一般的观点去看待，儒家与汉武之关系，而是回到战国思想统一的背景之下，看历史如何从战国演进到西汉，各种思想在此背景之下有何动向，进而导致汉武帝对“六经”的表彰。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钱穆先生将“经学”看做“当下”之学。钱穆先生这种分析，正是不自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应用。
那么，我们需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京师大学堂以及五四运动。京师大学堂之诞生与五四运动之发生，有其历史逻辑之必然性。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情况下，各种拯救运动都必然被历史承认。京师大学堂是由旧向新转变的一个尝试与环节，五四运动亦是朝向拯救的必然选择。
五四之前，中国传统学问在西方器物面前，其解释力遭到怀疑，传统学问面对西学还没有建构起合适的解释能力。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传统学问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这种冲击之剧烈与迅速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比如中国固有之细想应对佛教之挑战，其时间与剧烈程度都比不上传统文化面对西学之冲击，“亡国灭种”不是最为急迫之问题。而近代思想面临的冲击却是紧密的和“亡国灭种”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时时都有这种可能。那么，以一种思想带动一种行动，以期获得国家、民族之保存，就是“当务之急”。传统学问自有其解决之道，但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需要民族先获得生存，然后再在历史中得到建构。在“危急”之下，传统学问可以说是要解决种族保存之下自立、自存之问题，而解决“危急”则另需法门。于此背景之下，五四运动诞生就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五四运动最深刻的主题在我看来是“保国、保种”，这也是中国近代一系列运动共同的主题。
历史的进程营造了“五四”所必然发生之“势”。此“势”决定了五四之历史价值不容否定。
有人说五四运动代表了一种“新学”，是以一种新思想求得保存之法。在其下，自然出现了对“国故”之怀疑与否定。但是，这种否定，我们必须同情的理解，因为他带有对这个“国”的肯定，尽管这种肯定在学理上是否为真正的肯定还有待商讨。然而，五四却真个犹如重症下之一剂猛药。药虽然有副作用，但是其对活命之意义却不容否定。其副作用自待日后之调理。
今天之诸君，对中国近代史都有起码之了解，那么我们回到历史当中就不容否定五四运动的价值。我们今天看待五四运动，必须承认其历史使命与历史感召力。五四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今天国家之使命，以五四之承担精神完成我们今天的使命。
二、何谓“新”：“京师大学堂”、“五四”与北大之定位
旧之“京师大学堂”即为今日之北大，“五四”无疑也与北大有深刻的关系。此不必赘言。“五四”代表一种新学，大家亦知道。在我们看来，这种新蕴含了一种积极的价值判断。然而，什么是新学呢？
五四时代的新学无疑更多的是指西方之学问。此西方之学问自然包含马克思主义。然而，五四之新学，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与国家之新使命相适应。在当时之情形下，于国而言，即为积极。那么，真正的新学就在于它与国家之新使命相契合，而不是死守其“内容”。随着时代之不同，“新”之内容也是在不断“损益”的。如果我们再简简单单的把某种学问固定化为新学，那么就是我们没有“历史”的去看待“新”所蕴含的积极价值判断。过去之新必然会成为今日之旧，因为“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历史不是静止的。今天有些人说话、办事常自标举“新学”之名，殊不知，他所标举的只是“固化”的伪“新学”。但是，正是由于我们对于新学价值的不理解，这种对于伪“新学”的标举，在今天是极其有杀伤力的。新学之新潜在的价值判断，会使我们对于其他学问却步。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认识今日之新学。今日之新学是什么呢？是西方之学问还是传统之学问？
在我看来，西方之学问已经不足成为今日新学之主体，而保守“传统之学问”无疑是活在棺材里。
传统学问，无疑是我国我种自立、自存之根基，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传统学问诞生在古典时代，其缺乏对于现代，特别是现代性的分析能力。传统学问之根在今天必须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立起我们的“理”，建立起我们民族的主体性。而我们也必须有分析现代、认识现代的能力，并把二者结合，进而适应现代性，解决现代问题，尤其是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无疑，我们需要在老树上开出新花，一方面去“存”根，一方面去“开新”。而开新首先需要反本。那么，我们用什么去开新呢？今天之经济危机已经说明了自由主义泛滥的后果，同时它也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对现代问题的分析与预见能力。我们必须把它与传统学问结合，“损益”出新的“国学”。这在当代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只有在这种国学框架下，统合古典之德性与现代之能力，重新建构我们民族的主体性，并在此主体性下，获得新的发展。因为这种主体性恰是我们对抗西方式的“帝国主义”的根本与武器。
“京师大学堂”时代，北大代表了十九世纪末之“新学”，五四时代，北大代表了二十世纪之新学。可见，北大之“常维新”是与国家的新使命相始终的，北大所代表的“新学”不能是固化的新学，否则北大只能成为固化的北大，历史上的北大将与现实的北大断裂。北大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他所承载的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使命。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此“国立”之含义更多的是指民族所立）高等学府，北大是中国之北大。北大被与中国之命运相联系，是北大之宿命，而不是北大人自己说出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北大人就要承担起这种新使命。
北大，作为中国之北大，其与国人之血脉联系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我觉得，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北大梦”，对其承载民族之历史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下，我们可以理解当今对北大的诸多评价，尤其是媒体对北大“异常”的关注。必须看到，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关爱，虽然这种关注可能向畸形发展。
而北大，则要重视国人之“北大梦”，不能自己斩断与国人之血脉情感。北大，但就其校园来讲，就已经有一种特殊之“气场”，怀揣北大梦之国人自然能被此种气场吸引和感召，理解这个校园所代表的特殊价值。我相信，一个孩童眼里的北大，更多的是一种憧憬，一个穷学生眼中的北大，更多是一种期待，一个老者眼中的北大，更多的是一种历史。
北大，若要延续国人之“北大梦”，就必须敞开其胸襟，更需要接受新的使命，建立今日之“新学”，因为此种新学还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若非如此，“北大梦”终将成为一个遥远的历史名词。
三、北大，国之重器！
“大学堂”之北大，“五四”之北大，扮演的都是国之重器之绝色。然而，光辉不是永久的，只有靠不断的完成使命，才能使这重器不至于成为博物馆、历史课本上的古董。不知奥运会马拉松比赛运动员穿越北大校园，解说员说到“运动员现在穿越的是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时，诸位做何感受，这不仅仅是一个评价，还是一种新使命的展开。今天，北大所要承载的新学问，其困难自不比历史上的困难小，可以说更为严峻。调理国之身心，比活国之身体更为困难，民族自立关系一个民族真正之存亡。
北大，无疑是代表“新学”的，只是今天之“新学”有其更为积极之含义。于此，我们讲北大是中国之北大，北大是国之重器，我们是光荣的，我们更是有责任的。
红楼燕园已长青，少年心事当自明。
未名波荡非难事，只待桃李争先竞！
国之重器已定名，胸中河月北大情。
风流人物俱往矣，中华但把世界惊。
